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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之光》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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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完了吴军的三卷本历史类书籍《文明之光》,感觉收获很大。不同于以往的历史书作者,吴军本人并不是历史科班出身的,他是个搞计算机的,是个工程师。这样的人来写历史,靠谱么。我通篇看下来后,结论是比较靠谱,虽然我也不是学历史的,但好歹我也读过几本历史专著,在摆事实、列参考、不妄下结论这方面,吴军做得并不比正统历史书的作者们差。只是本书描述的时间跨度是整个人类历史进程,所以即使是三卷本也远远不够,作者只能挑一些人类文明的片段来展示。每章读完后常常有意犹未尽之感。这本书的选材很独特,它更像是一本混杂了科学史和艺术史的世界通史,以往的历史类书籍也会有科技人文方面的内容,但这本书在这些方面着墨尤其多。作者在描述文艺复兴以来的若干科学进展时,罕见地多次透露出了「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最大动力」,甚至辟出一整章专门写牛顿,这可能与吴军的理工科背景有关吧。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同这个观点,但人看待事物就是会由于自身的认知背景有所偏见的,对此我十分理解。另外作者在书中屡次提到的一个观点是「思想在强权面前总是不堪一击,但强权终究无法持久。」无论是阿基米德被罗马士兵所杀,还是拉瓦锡被雅各宾派所害,读来都令人扼腕,但好在回望过去,那些吞没了他们的强横武力早就灰飞烟灭,而他们的卓绝思想直到今天仍然熠熠闪光。

读历史类书籍有个好处,就是能让人平静下来,你身边的那些琐碎杂事,放在历史的长河中根本无足轻重;同时又会令人不禁感到人生短暂,不为有益之事,真是枉费了这宝贵的生命。历史对人的激励作用是实实在在的,因为那都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比一切纸上谈兵的大道理都有力得多。

值得一提的是,这套书的装帧极好,全彩印刷(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书中有不少插图,彩色图片可以带给人更直观的印象),排版讲究,属于我读过的纸质书中体验最好的那一类。最初考虑便携性,我是在Kindle上读的这书,可惜电子墨水屏只有黑白两色,阅读体验大打折扣,不过Kindle的Clippings功能很好用,可以随时剪贴书中的文字段落。以下就是我在读这本书时的部分摘记。以后这本书我也会多次阅读,这份摘记也会随之补全。

 

回顾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出现过的民族,无论是苏美尔人、古巴比伦人、赫梯人、亚述人还是新巴比伦人,为了生存,他们都曾经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征战。于是,战争在这片土地上持续了几千年,与此同时,这些民族也创造出了灿烂的文化,在世界文明史上牢牢地占有重要的地位。帝王们早已被埋在了不知哪里的地下,而他们手下的工匠和奴隶创造的文明却绵延至今。我们今天在使用轮子、铁器和拼音文字时,可能很少会去想它们的来源,已经习以为常了。但是回望几千年之前,看看那些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制造车辆和帆船的工匠、那些在炽热的火炉旁打造铁器的奴隶、那些制作伟大石像的雕刻家,以及那些设计出苍穹屋顶的建筑师,他们一直藏在历史的幕后。但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那血雨腥风的历史才有了一线亮光、一道彩虹。他们的名字仿佛被埋在了时空中,没有人能知道,但是他们实实在在地存在着,并且创造了历史。 — loc. 1489-1497

本人一直认为GDP是个颇为无聊的东西,是经济学家搞出来和政客一起糊弄老百姓的人造数据,比如说GDP的统计方法非常不准确,常常有重复计算和漏算,加上各国汇率和物价不同,很难横向比较。当然有人搞了一个新的指标叫做PPP(人均购买力,以美国的物价水平为100%,各国与之比较调整GDP的数值),但是这比GDP还要主观,而且成为政治和外交的工具。比如今天按照PPP计算,中国的人民币相对美元被低估了,但是只要在两个国家分别住上半个月,就知道中国的物价比美国贵得多。 — loc. 1557-1562

在历史上,多次上演过野蛮战胜文明的悲剧。公元前1500年前后,野蛮的雅利安人入侵印度,毁灭了那里已经相当发达的文明。公元前2世纪,相对落后的古罗马人毁灭了古希腊文明,而600年之后,野蛮的哥特人、日耳曼人和汪达尔-阿兰人不断入侵罗马帝国,并最终由汪达尔-阿兰人攻陷了罗马城,将整个欧洲带进长达近千年的黑暗时代。每一次落后战胜文明的结果,都是全人类的文明大倒退。在人类历史上,并非下一代人一定比上一代人生活得更好。我们今天的生活之所以比父辈和祖辈好很多,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从1945年至今近70年的和平环境。 宋朝虽然亡国了,但是中国的农耕文明依然在延续。到了明朝,中国率先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并且将各种文明成果直接和间接地传到欧洲,这是中国文明对整个世界的贡献。根据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教授库伦的观点,今天,世界上大部分人得以衣食无忧,在很大程度上要感谢中国的农业文明。 — loc. 1999-2006

毕达哥拉斯毕生都在探索自然的规律,这一点和孔子完全不同,后者的学说主要阐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毕达哥拉斯学派在他死后持续繁荣了两个世纪之久,而且深深影响了后来古希腊的大学者柏拉图。毕达哥拉斯的学术思想在西方的影响力非常长久,比如他认为圆是最完美的几何图形,后来无论是主张地心说的托勒密,还是主张日心说的哥白尼,都认定这是研究天体运动的先决“公理”。 — loc. 2383-2387

几何学经过恩诺皮德斯的发展,已经颇为抽象化了,整个几何学的发展依靠新的定理的发现和通过逻辑推理证明这些定理。这种严格缜密的思维方式,是东方科学发展所不具备的。 — loc. 2393-2394

在阿基米德之前,应该有人凭直觉认识到浮力和排水量的关系,造船的工匠们显然知道船造得越大,承载的重量就越多。但是却没有人将它提炼成浮力定律,这就是工程和科学的差别,有工程经验不等于能够上升到科学理论,这是希腊文明优于之前的一些文明的地方 — loc. 2514-2517

阿基米德之死令人遗憾不已。他和杀死他的这个士兵,其实分别象征着文明和武力,而文明常常要输给武力。 — loc. 2556-2557

托勒密的功绩不仅在于系统地提出了地心说,还在于他最早用数学模型定量描述天体运动。托勒密确立了通过观测数据(实验数据)归纳出数学模型的治学方法,这在后来对伽利略和开普勒等人有很大的启发。托勒密建立起来的天文学体系和研究方法,使得后来人们在天文学上的每一点贡献都可以加进整个天文学中。这样一来,学习天文学的人很快就能系统地学习到天文学的基础,而研究者们也不需要一切从头做起,可以站在巨人的肩上。 — loc. 2673-2676

近代自然科学的很多体系都是在古希腊时代奠定的,希腊人在学术研究上有别于东方文明之处不在于一两项科学发明和发现,而在于他们将自然科学各学科分门别类,对每个学科都建立起一整套系统的体系,在此基础上,演绎或归纳出普遍规律性,即定理或定律,继而成为自然科学各个学科的基石和支柱。后人可以在前人发现的基础上继续研究,推动科学的发展。 — loc. 2677-2680

反观东方的文明,在科学研究上有两大缺陷,首先是缺乏完整的理论体系;其次常常会将问题和定理定律混为一谈,虽然他们的解答和证明过程可能类似。这样一来,后人就很难继承前人的工作,几乎所有的研究都得从头再来,导致几千年来在科学研究上原地踏步。 — loc. 2682-2684

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法律,为什么只有罗马法对今天世界各国的社会和司法产生了全面的影响,而其他文明的法律没有做到?应该讲,各个文明的法律大多适合各自的发展要求,不过这些法律大多随着王朝的灭亡而终结。但是罗马法却与众不同,它有着很好的延续性,并且历经一千多年,在不断地发展和完善,日渐合理。第二,就要归功于深深浸透在其中的自然法原则了。 — loc. 3087-3091

马克思对罗马法的评价非常高,他一再强调,罗马法是奠基于私有制基础上最完备的法律形式,不是一般完备,也不是比较完备,而是最完备的法律形式。他和恩格斯在仔细研究了法国的《拿破仑法典》和德国的《普鲁士普通邦法典》,并且对比了英、美、法三国的法律与罗马法的关系之后,得出这样的结论:近代国家都是以罗马法为基础,把现代生活翻译成司法语言,才创造了像《拿破仑法典》这样典型的资产阶级社会的法典。 — loc. 3148-3152

如果说文艺复兴在科西莫时代还只是复兴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科学与艺术,那么到了洛伦佐时代,则是完全的创新了。这种创新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影响深远。从很多方面来看,洛伦佐都称得上是文艺复兴的教父。洛伦佐不仅把佛罗伦萨建设成了欧洲文化艺术的中心,而且还将它变成了整个文明的象征。洛伦佐不吝将自己的藏书请人抄写多份,传播到欧洲各地。在洛伦佐时代,大批年轻人来到佛罗伦萨学习希腊文,这样他们就可以看懂古代的书籍和手稿。 — loc. 4483-4487

1642年,近代物理学的第一位大师伽利略离开了人世。伽利略是牛顿之前最伟大的科学家,英国著名科学家史蒂芬·霍金在评价伽利略时说,“自然科学的诞生要归功于伽利略。”除了对科学本身的贡献,伽利略的另一大贡献就是确定了科学研究的方法之一:实验和观测。 — loc. 4642-4645

几乎与伽利略同时,北欧涌现了第谷和开普勒等科学家。开普勒的行星运动三定律彻底解释了日心说。不久,法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数学家笛卡尔也为世人所知。笛卡尔对近代科学研究的方法论贡献非常之大,他提出了“大胆怀疑,小心求证”的科学研究方法,至今仍是科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虽然笛卡尔当初只是为了证明上帝的存在。 — loc. 4649-4652

正如科西莫·美第奇发现最宝贵的财富是知识一样,他们留下的最宝贵的遗产是文化、艺术和科学。 — loc. 4687-4695

牛顿、莱布尼茨和柯西是对微积分贡献最大的三位数学大师。虽然他们的信仰和政治观点不同,但是这些都不影响他们在科学上为人类做出的巨大贡献。总的来说,牛顿是理性主义者,并且拥护民主政治,虽然他提出过所谓“行星运动的第一推动力”一说,但是他对宗教其实不感兴趣。而莱布尼茨则是专业的神学家,并且坚持认为上帝万能。柯西在政治上是一个保守的保皇派。他们通过数学的语言,在跨度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神交,使微积分得以完善。我一向反对因为一位科学家的政治主张而否认他的学术观点,政治主张和学术的对错无关。 — loc. 5580-5585

牛顿也为后人示范了一个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即自然科学的结论必须能够证实或者证伪,如果不能证实或者证伪(比如上帝的存在)则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 — loc. 5713-5715

牛顿的力学三定律,加上万有引力定律,被后人评价为人类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发现。牛顿超越前人的地方在于,他第一个说明了太阳、地球、月亮和所有天体都是遵循同一运动规律,并且可以量化计算。上帝创造了世界,而牛顿发现了上帝创造世界的方法。 — loc. 5731-5733

在科学研究上,正确的方法比正确的结论更重要,因为如果方法正确,即使一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但是只要按照正确的方法走下去,最终可以得到正确的结论。但是如果方法不正确,偶然得到一些正确的结论,对科学的发展却没有什么积累。 — loc. 5822-5824

信托责任对中国人来讲有些陌生,因为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丼并没有这一项。虽然今天的报纸和电视上经常谈到这个词,但是大多数时候人们简单地把信托责任和诚信划上了等号。可实际上,信托责任并不是人们常说的守信用和不欺诈那么简单,它至少包括三方面的责任,首先是法律责任,这个很容易理解,当集资人把钱交给某个人做生意时,这个人有法律上的义务——不能将这些钱窃为己有。第二是道德责任,比如合伙人将公司交给一个职业经理人管理,经理人有责任将公司管理好,并为公司股东谋利益。一个管理者,如果不尽心尽力为股东谋求利益(可以是短期的,也可以是长远的),也许并不违反法律,但是不符合道德责任。第三是专业责任,受托人必须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这一点其实常常被人们忽略,没有第三点,好心未必能做成好事。信托责任不仅是现代管理的基础,也是现代商业的支柱。 — loc. 6291-6299

概括来说,这首先是制度上的差异葡西两国坚持的是靠王权建立起来的日趋衰落的旧制度,它无法抗衡荷兰新兴的资本主义新制度。其次,在利益分配上,在葡西两国,大航海的受益者只限于王室、贵族、富商和冒险家,对国家的强大或百姓的富足没有直接的帮助。而在荷兰,全球贸易则是一个全民参与的行动。通过全球贸易,这个低地国家做到了民富国强。第三,荷兰人开创了现代商业体系,他们不仅发明了现代的银行、证券交易所、信用和有限责任公司,而且开创了信托责任制度。在荷兰诞生了一个信守信托责任的专业管理阶层,这些专业人士使得工商业摆脱了古代和中世纪缺乏规范性的状态,变得井井有条。 — loc. 6386-6392

“重商主义”这四个字很多人都听说过,但是大部分人都是从字面去理解,认为就是重视商业,尤其是考虑到英国和荷兰崛起时正是全球贸易欣欣向荣的时代。但是,重商主义的真正含义是重视生产,尤其是重视工业生产 — loc. 6479-6481

在这样的前提下,亚当·斯密对政府的职责规定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对外保卫国家,对内维持治安和司法,以及建设和经营公共工程。而对于经济生活,政府少操心为好。让商业发展的最好办法就是通过自由竞争,优胜劣汰。自由竞争这个今天已经被人所熟知的概念,是贯穿亚当·斯密的整个经济学理论的一条主线。今天,西方国家自由派经济思潮依然占上风,这可以追溯到亚当·斯密的时代。《国富论》中还有一些和经济学一般原理没有什么关系的内容,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重视教育。 — loc. 6563-6568

在工业革命之前,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史上,科技的进步大抵遵循这样一个过程:从劳动中获得经验,根据经验改进工具、发明创造,再根据发明创造提炼出技术,最后从技术里总结出科学的原理,这个过程非常漫长,通常要走很多弯路才能找到真正解决问题的方法。在瓦特之前,有一种笨重而效率低的纽科门蒸汽机已经使用了50年,其间很多能工巧匠试图改进它,但都没有成功。而瓦特的做法正好相反,为了对旧时的蒸汽机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他系统地学习了数学、力学、化学和热力学,做了很多实验,并且仔细计算过热能转化成机械能效率的问题,然后才着手改进蒸汽机。 — loc. 6657-6662

从伊丽莎白一世到维多利亚,英国这个只有地球陆地面积的千分之二,人口在当时只有世界百分之一的“小国”,经过两百多年的努力,成为有史以来全球第一个超级大国。英语也取代了法语,成为世界各国交流的中间语言。在这两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人首先解决了政体的问题,接下来解决了全球商业的秩序问题,而工业革命则是在这两个任务完成之后的事情。如果从工业革命算起,英国人只用了半个世纪就成为了世界超级大国。 — loc. 6681-6685

自美洲新大陆被发现以来,真正意义上世界范围内的强国只有荷兰、英国和美国这三个海权国家。法国、德国和前苏联这样的陆权国家,从未成为全球范围内的第一强国。荷、英、美三国政治和经济制度一脉相承,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进行了交接棒式的继承和创新,并不断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今天,就某项改变世界的发明来说,我们可以找到任何国家的重要发明。但是,今天的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以及商业规则,则是这三个国家创立的。虽然大英帝国武力不再,但是全球经济和贸易体系还在,各国还在努力融入其中,这可能是英荷统治世界的根本原因。 — loc. 6710-6715

和历史上很多强大的国家不同的是,美国是一个松散的联邦,而这个联邦日后不仅没有分裂,反而成为了超级大国。这当然是很多代美国人长期努力的结果,但从另一个方面讲,也和这些开国者为这个国家确立了良好的政治体制和树立了无私的道德规范有关。当初,这些开国元勋谁也没有把自己当回事,更没有把自己当成什么开国的伟人,但是历史证明这些没有把自己当回事的国父,反而在后世成为了当代政治家学习的典范。 — loc. 7494-7498

笛卡尔著名的《方法论》(Discours deh méthode)一书揭示的正是第三类认知的奥秘。在书中,笛卡尔系统地阐述了科学的研究方法,他指出,研究问题的方法分四个步骤。 1.不盲从,不接受任何自己不清楚的真理。对一个命题要根据自己的判断,确定有无可疑之处,只有那些没有任何可疑之处的命题才是真理。这就是笛卡尔著名的“怀疑一切”的观点。不管有什么权威的结论,只要没有经过自己的研究,都可以怀疑。例如亚里士多德曾说,重的物体比轻的物体下落速度快,但事实并非如此。 2.对于复杂的问题,尽量分解为多个简单的小问题来研究,一个一个地分开解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分析,或者说化繁为简,化整为零。 3.解决这些小问题时,应该按照先易后难的次序,逐步解决。 4.解决每个小问题之后,再综合起来。看看是否彻底解决了原来的问题。 如今不论是在科学研究中,还是在解决复杂的工程问题时,我们都会采用这四个步骤。 — loc. 7553-7563

在整个研究的过程中,笛卡尔十分讲究逻辑的重要性,这是他治学方法的一个要点。虽然不同的人对同一事物的感知可以不同,但是对于同一个前提,运用逻辑得出的结论必须是相同的。因此,从实验结果得到解释,以及将结论推广和普遍化都离不开逻辑。实验加逻辑,这成为实验科学的基础。 — loc. 7568-7571

定量分析带来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在科学上从尊重权威变成尊重事实。没有定量的衡量,很多论点和结论是不可比的,人们只好相信权威。在中世纪,人们喜欢说,亚里士多德是这么说的,或者托勒密是这么说的。到了近代,人们立论的证据已经不再是经卷上的教条,而是根据自己的观察或做实验的结果,因为定量的结果很容易比出好坏对错。笛卡尔就非常强调:是事实而不是权威,才是验证一个结论正确与否的前提。 — loc. 7612-7615

1794年5月8日,也就是革命法庭做出判决的第二天,拉瓦锡被送上了断头台。他泰然受刑而死,据说在行刑前他和刽子手约定自己被砍头后尽可能多眨眼,以此来确定头砍下后是否还有感觉,后来拉瓦锡的眼睛一共眨了十五次,这是他最后一次科学研究。 — loc. 7696-7698

拉瓦锡在化学发展史上建立了不朽功绩。他在化学的研究过程中,再次确认了科学方法的重要性。他一生强调实验是认识的基础,他的治学原则是:“不靠猜想,而要根据事实”,“没有充分的实验根据,从不推导严格的定律”。他在研究中大量地重复了前人的实验,一旦发现矛盾和问题,就将它们作为自己研究的突破点。今天,很多科学研究都是由发现前人的问题作为突破口来展开的,这个方法是经过拉瓦锡和很多科学家的实践确立的。在实验过程中,除了对实验现象进行超乎常人的细致观察,拉瓦锡还坚持运用定量方法,通过数据确定或者推翻一些结论。对于实验结果的分析,拉瓦锡强调要严格遵循合乎逻辑的步骤,才能对实验结果予以正确解释。 — loc. 7706-7712

科学更看重的是过程,而不是结论。在科学上,偶然正确的结论,比必然错误的结论更可怕。从后者,人们可以搞清楚错误的原因,并且在今后改进或者完善,而前者对科学的发展并没有帮助。因此,真正的科学家之间的争论,不是争论谁对谁错,而是要给出一种验证的方法,使得任何人都能按照这种方法,得出同样的结论。 — loc. 8078-8081

科学的方法在近代文明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而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过去忽略的。一旦急功近利,人们就很容易盲从一个正确的结论而忽视得到这个结论的方法和过程。 — loc. 8084-8085

在电学和电气工程的发展过程中,实验和理论要先于实践,这和人类在过去几千年里认识事物的方法不同。在近代以前,人类是通过经验改进工具,然后获得技术,从技术中提炼科学。而从近代以来,人类对电的认识是通过假说来解释自然现象(富兰克林时代),继而通过实验来筛选假说,去伪存真(笛卡尔的方法论),然后从实验直接上升到理论(如安培、亨利、法拉第和麦克斯韦等人的工作),最后在理论的指导下做出产品(如达文波特、西门子、爱迪生和特斯拉等人的发明)。 — loc. 8829-8834

20岁以前,爱迪生在美国好几个城市当过铁路报务员,没有固定的住所,这和今天大学一毕业就要买房的年轻人不同。年轻人一旦被房子拴住,自由发展的空间就小了。 — loc. 8849-8850

贝多芬的音乐及其创造历程,以及贝多芬的理想,在某种程度上是促使我写《文明之光》这一系列的原因,它们让我有一种冲动,让我通过讲述文明的故事,介绍文明史上的英雄(而非屠夫们),来赞美人类向善的力量和人性美好的一面。 — Loc 11238-11240

珠算口诀完全有资格申请人类非物质文明遗产,因为它其实是最早的计算机软件。 — Loc 12502-12503

如果没有二战,没有莫奇利和埃克特,没有ENIAC,电子计算机或许会晚几年诞生,但是不会晚太多。在德国,楚泽几乎以一人之力,在不知道图灵理论的前提下,实现了世界上第一个图灵机,这说明到了20世纪中期全世界的理论和经验的积累已经为技术的突破做好了准备。从这个角度来看,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是历史的必然。 — Loc 12777-12783

因此,当时每年要出一本书,告诉你不同银行发行的纸币在不同城市的实际购买力。美国当年的金融秩序就是这么混乱。今天有些人,包括诺贝尔奖得主鼓吹全世界货币发行的去中心化,但是如果他们多研究研究历史,就会知道这种无政府背书的货币除了让金融秩序混乱外,没有什么好处。 — Loc 13708-13711

至于“我们是谁?”这不是一个物理学的问题,因此我无法回答。不过,每当我想到浩瀚的宇宙时就会以我的方式来思考这个问题,这时我总是不禁要感叹人生的短暂,个人的渺小。当我们把时空的范围放到宇宙这个量级来看时,王侯将相们的功绩简直就不值得一提,而发现各种宇宙规律的科学活动对后世的影响力则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被磨灭掉。每一个人在宇宙中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因此,人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必为自己的一点所得而沾沾自喜;但是另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却是伟大的,他(她)在不断破解宇宙的规律,而作为这个整体中的一员,如果我们能够做一些对文明有益的事情,无论大小,我们都足以为自己感到骄傲。 — Loc 16037-16043

 

 

逃荒路

一九四二

今天终于看了《一九四二》,心情很沉重。

那是我从未了解的一段历史,我想现在的大多数年轻人也都没有从历史书上看到过这段历史,更不要说去想象当时的情形。

我们其实已经遗忘了太多的往事,迫于种种原因,滴血的历史被人们蒙上一层又一层的纱布,仿佛这样就可以忘记过去就像它从未发生一样,可这伤口并没有痊愈,它在厚重的掩盖下已然变成了脓疮。

我注意到影片结尾那句话,它说,公元一九四二年,三百万人饿死。

这里,导演并未用「中国人」或者「河南人」的称谓,他用的是「人」。

这也是整部影片的基调,片中展现的是一个个逃荒的人,他们的挣扎,他们的绝望,他们的生命。

影片开头的一段话耐人寻味:「一九四二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因为一场旱灾,我的故乡河南,发生了吃的问题。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后来李培基面见蒋介石时,听他的副官口头汇报完毕,便战战兢兢压下了想要说的关于河南灾情的话。当陈布雷问他为何不说时,这位李主席颇为无奈地说,「他们给委员长汇报的每一件事,都比我说的要大,一下把我给吓住了。」

是啊,这些事情,都是「大事」,因为它们关乎着民族存亡,国家兴衰。委员长很想见见甘地,因为他绝食七天而意志不减;同时委员长也很讨厌见爱管闲事又不怕死的美国记者,因为他居然拍下了野狗吃人的画面。

彼时的中国老百姓,对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毫不知情,他们只知道日本人来了,国军节节败退,华北危急。

但比这更糟糕的是,吃得也没了。

中国人历来是最重视故土的,不到万不得已,谁也不会离开自己的家乡。可什么也没有饥饿的力量大,当人没了吃的东西时,什么财主农夫,统统都是一样,逃荒路上,不分贵贱,大家都是灾民。就像花枝的娘说的,「有灾好,叫他家也变成了穷人。」

而老财主这一路逃荒,儿子、儿媳、老伴、女儿、孙子……死的死,散得散,只落得自己一个人挣扎求死。他这一路的心态,由开始的「躲灾」,到「逃荒」,到「认命」,仿佛无形之中有股力量在推着他一步一步迈往地狱。而这并非说留在原地会更好些,其实彼时的中国,哪里有平头百姓可以活命的地方呢?神父安西满一开始谴责众人不信主,才落得逃荒的下场,甚至还要扮演中国的摩西去引领苍生,可在日本人的轰炸下,在那一双双不肯瞑目的眼睛的注视下,他也不禁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诘问,既然主也无法将这个世界从地狱中拯救出来,那我为何还要信祂?

在福殍遍野之时,信仰真的是一个无足轻重的东西。

何止是信仰,就连最基本的情感和伦理也可抛弃。

花枝为了给两个孩子有口活路,自己把自己给卖了;星星把自己最喜欢的小猫给炖了,这也为后来的自愿卖身埋下了伏笔;更有甚者,饥饿的人们,将一切道德感抛在脑后,为了活命,不惜将同类分食。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无论它发生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

悲哀的是,这种人吃人的极端情况,在历史上还远远不止一次地发生过。

拍这样一部片子是需要魄力的,就凭这一点,导演冯小刚和原著作者刘震云就值得尊敬。整部片子焦点人物众多,但并没有主人公,事件也很多、很杂,却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逃荒。片子也并没有着大幅的笔墨来烘托灾民的凄惨,可当人们看着自己身边的亲人死去时无助地说出「死了好,死了不受罪」的话时,任何一位观者也能体会到这份绝望。

饥荒,一个遥远却又熟悉的字眼,因为在它如瘟疫般蔓延开时,任何人类文明建立起来的理智和尊严都会被摧毁殆尽;它能将与人性有关一切渐渐抹平,剩下的,只有源自动物自身的本能。这,才是生死攸关的大事。

影片开头,「吃的问题」和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似乎不在一个层次上,相较之下,前者仿佛没有提及的必要,然而,当片尾字幕闪出那三百万的数字时,没有人会再认为「吃的问题」是个不值一哂的问题了。

我想,这部作品给人以最大的教益就是,不论是历史,还是现实,此类「不值一哂」的事情,才是最值得我们反思的。

To remember a history never TRUE

     很早就打算在今天写点什么,可提起笔却又写不下一个字,对于历史,我们能说些什么?又有什么资格去说?

     时间按着熵增的方向飞奔,过去的种种都已成定局,无法改变、无法考究、无法重复论证,只能演绎。

     过于久远的历史由于面目模糊而令人信服,因为这样的历史听起来像评书一样情节曲折而不具威胁。

      我们的学者也乐衷于讲这样的评书,况且我们的历史还真不是一般的长,料很足,慢慢抖。

      那些不够久远的过去呢?

      它们正被埋在地下,慢慢地腐烂着,假以时日,就会变成化石或者别的什么人畜无害的东西——那时,人们就可以将它们挖出来,爱怎么玩怎么玩,不必担心受到污染。

       What a fucking history.

       纪念历史是天底下最荒谬的事情。

       那我在干嘛?

       我不是纪念历史——那个和现在一样疯狂的年代、那个见鬼的太阳照常升起的六月清晨和我一点关系也没有,是的,我对此丝毫不感兴趣。

       我是来缅怀一群人,这群人由于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办了一件错误的事情而被永远地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再压上一座五指山山上再盖一座雷峰塔。

       我缅怀他们是因为我觉得若是早来到世上20年,我大概也会和他们一样被扫进垃圾堆。

       ……真是狂妄,我哪有那样的勇气。

       最近看了陈楸帆的《鼠年》,一种异样的相似感又从后脊梁冒了出来。个人命运在时代的车轮下真是太过渺小,每个人都只能一窥他所处的时代的冰山一角,甚至,你连这种作井底之蛙的机会都没有。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敢于为自己所相信的东西抛弃一切的个体生命就显得异常厚重。

      无论你会怎样评价这样的生命,你可以说他们幼稚、肤浅、不识时务、自取绝路;但他们的生命正是以这种令人至今不敢直视的方式结束而比任何一个苟且偷生的个体显得有质量。

      况且,无论是你,还是我,根本就没有资格去评价这样的生命。

      那么,就让一切托辞都见鬼去吧,此刻,我要将这碗酒洒向地面,再一如既往地吹响号角。

                                                                                                                               2009年6月4日

 

 

(P.S.附上一篇文章,写于去年此时,来自一位网友。他写出了许多我想说的话,再次感谢他。)

他们都是好孩子

                                   ————纪念一个和一群理想主义者

六月,在这个即将过去的月份里,纪念的是八十年前出生的一个孩子和十九年前死去的一群孩子。

“切,你好年轻哟!”四十八年前,1960年11月19日,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会见来访的切·格瓦拉时这样对他说。那一年,格瓦拉32岁,还是一个青年人,青春洋溢,朝气蓬勃,活力四射,但已经是革命英雄,游击战争大师,古巴第二号人物,全世界年轻人的偶像。

五年后,1965年,格瓦拉放弃了在古巴的所有领导职务,远赴非洲和南美,继续他拯救贫苦大众的世界革命。两年后,1967年,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的巴耶格兰德小镇附近负伤被俘,两天后遇害,牺牲时年仅39岁。

四十八年后,2008年6月14日,格瓦拉诞辰80周年之际,一座铜像在他的出生地阿根廷罗萨里奥市揭幕。这座高4米,重2.7吨的铜像, 由阿根廷雕塑家安德烈斯·泽内利铸造,由包括7.5万把铜钥匙的各种铜制品熔化后制成,原材料来自世界各地的民众捐献,以体现格瓦拉希望在全世界实现社会公正的梦想。没有鲜花和礼炮,没有政府官员的剪彩,也没有热闹的纪念大会,切的八十岁生日,就这样在安静中渡过。

十九年前,一群年轻人的声音曾经在广场上振聋发聩。十九年后,天下太平。当天最吸引人眼球的新闻,是华能的董事长李小鹏将出任山西省主管能源的副省长。当天的国人,正忙于抗震救灾,忙于歌颂救灾事迹,忙于圣火传递,网络上偶尔出现几篇纪念的文字,但旋即被警惕的网站管理员删除,发帖者被警告,严重者封掉ID。事情仅限于此,人们基本上相安无事。

前年,北大的孔庆东来我们学校做学术报告,在简短的宾主寒暄客套之后,他做了这样的开场白“在座的各位同学,我深深羡慕你们。青春是美好的,你们每一个人都正拥有着属于自己的美好青春,而我的青春却是残缺的……关于青春的所有光荣和理想、美好与希望,随着一九八九年那一声枪响,一切都戛然而止了。”没有一丝矫饰,不带任何妥协,前所未见的风范,真诚和勇气扑面而来。时空仿佛在瞬间被定格,我至今都还清晰地记得那一刻,学术报告厅内拥挤的人群,孔老师坚定而温和的目光,台上陪座的那位副校长脸上尴尬的表情,台下年轻人迷茫的眼神,还有关于“一声枪响”究竟为何物的窃窃私语。昆德拉说,人与强权的斗争是记忆与遗忘的斗争。

或许是我太懒惰,也或许是头脑中的反射弧太长,非要等到纪念的正日子过了好久,才记得写关于他们的文字。而且我得承认,把他和他们放到一起纪念,要冒很大的挨骂风险。在中国,这些年来,围绕着他和他们所代表的两种不同方向,早已形成了观点鲜明、尖锐对立的两个派别,早已有数不清的争论激烈上演,而且还在继续上演。

这是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阵线鲜明,堡垒坚固,唇枪舌剑,你来我往,不亦乐乎。参与其中的每一方都激情澎湃、热火朝天,每一方都引经据典、积极论证,每一方都立场坚定、固执己见,每一方都坚信自己守护着真理、守护着正确。于是,每一次争论都在一开始就注定了结果,每一次吵闹到最终都无疾而终,偶像被解构成口号与名词,理想被贡上祭坛化作绝对的圣物,真实的他和他们离我们渐渐远去,有血有肉的人被异化成了一个个冰冷的政治符号。热情参与其中者,也渐渐忘记了自身作为自然人的属性,投入到集体固执、集体狂热的洪流之中。

格瓦拉变成了“共产主义”和“平等”,十九年前的学生变成了“民主”和“自由”。右派攻击格瓦拉是红色恐怖和战争贩子,左派嘲笑学生幼稚、“以爱国始,以祸国终”。每一方似乎都有充足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的观点,每一方也都有足够的理由去捍卫自己的偶像。

然而今天,我不想再继续这些。针对这些理想,这些政治理念,自然有喜欢争执的人去争执。现在,我要纪念的,是理想主义者,是人,是他们高贵且不可复制的生命。

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生命,生命属于我们只有一次而已。人的一是生应该这样来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过去的碌碌无为而羞耻,这样,他在临死的时候就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我想我们这一代人,已经很少有谁会为保尔的这段名言所动容了,至少不会像三四时年前的年轻人那样。那场风波,以及紧随其后的苏东剧变,不可避免地深刻改变了这个国家、这个政党、还有所有的国人。在那之后,无论共产主义,还是民主自由,理想都已经退居身后,稳定成为第一关键词,物质和欲望被刻意放大,消费时代开始艳俗地向人们走来。

1973年,身处牛棚中的顾准,在每天劳动之余,思考着这个国家和它立国思想的命运。在和友人的信件讨论中,他谈到“17世纪以来,有两股革命潮流,一是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这两次革命导向典型的资本主义。一是从1789年和1870年的法国革命到1917年的俄国革命的潮流,它们在法国,导致了两个帝国和五个共和国,然而它们同时展示出消灭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趋向。”然后他又提出了两个在今天看来仍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1、革命取得胜利的途径找到了,胜利了,可是,“娜拉走后怎样?”  2、1789年、1870年、1917年,这一股潮流,走了它自己的路,可是还有另一股潮流,两股潮流在交叉吗?怎样交叉?它们的成果可以比较吗?前景如何?

三十五年过去了,顾准的问题,真诚倔强的顾准所提出的问题,谁能解答?如果没有人回答,还是让历史自动回答吧。我们都身处历史之中,我们终会看到答案。

有时候我在想,是否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在经历了五千年历史中无数朝代更迭、帝王统驭捭阖、宫廷阴谋权变、朝臣朋党倾轧之后,在遭遇近代百年屈辱、建国后历次政治运动、以及十年文革之后,依旧保持了太多的政治热情?为什么这热情足以让我们在历次危亡关头振臂一呼、应者云集,挽狂澜于即倒、扶大厦于将倾,拯救国家、拯救民族,却不能让我们在太平之世消除理念的偏执、避免权力的异化、调节制度的僵硬?

或许,十九年前,是上天对中国命运的刻意安排,自那以后,那些热情,那些理想,无论多么美好,都被小心翼翼的打包收好。中国太古老了,中国太复杂了,中国又太贫穷了,无论哪一种理想,于大部分国人看来,都没有吃饱穿暖来得实在,都显得那么遥远且奢侈。我们还远没有资本。

政治,这十九年来的中国政治,与忙于争吵的两派全然无干,与理想无干,它只属于功利主义。权力在暗箱中由少部分人操作,表面都是光鲜的,内里又是怎样,作为生斗小民,我们不得而知。这些年来,稳定被摆在首要的位置,然而又有多少罪恶,假稳定之名以行之?

十九年来,国力不断增强,中国的经济规模膨胀了十倍不止,即将到来的奥运会,反复宣传的大国崛起,都让普通中国人感受到某种快慰和兴奋,尽管他们的生活与梦想与此无干。

于是一个迫切的问题,在十九年后出现了:千年不散的封建传统、后极权社会的政治模式和处在原始积累时期的市场经济,这三者的奇怪组合,能否继续延续中国的奇迹,并最终支持这个国家走向崛起?

以廉价劳动力和牺牲环境来推动的经济增长,真的能够永保优势?后极权的政治模式真的能使国家长久稳定?经济和政治的转型,真的靠功利主义就可以独力完成?我们真的不再需要理想主义者?美好的理想,终极价值,普世价值,真的可以永远回避?娜拉走后怎样?这个国家的命运将如何?中国将向何处去?我们将向何处去?

在这个下着小雨的阴沉下午,我思考着这些问题,并怀念那些身后寂寞的理想主义者。隔一道铁栅栏和爬山虎翠绿的蔓藤,寝室对面是一个幼儿园,不时传来孩子们唱儿歌的稚嫩童声。十九年前,我们比这些儿童还要小,十九年后,一代人已经长大。我们是迷茫的一代,我们物质优裕,却普遍缺失掉了理想和激情。

或许,理想主义者注定无法完美,注定有许多缺陷。因为理想指向于未来,指向于未知,没有谁能完全把握未来,更何况未知。格瓦拉的革命理论,还有他的实践主张,都有很多不成熟和欠妥当的地方,有些甚至只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对此周总理就曾毫不客气地批评过。同样,十九年前的学生,他们的主张也多少显得急躁虚浮和不切合实际,在那时的国内国际环境下,容易被外人和不怀好意者利用。

然而正如鲁迅所言,有缺点的战士终归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不过是苍蝇。强权和暴政从来不会自动克制,剥削者和压迫者也不会主动让渡利益。面对苦难和压迫,面对黑暗与不公,他们明知不敌,却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化为一座山,成为一道岭。他们处在下风向,却高昂着头,屡战屡败,依然屡败屡战,展现着单体生命的韧性与顽强。他们的剑或许尚未铸好,仓促应战,只能拿着简陋的武器,他们的剑术或许尚未练成,战斗中难免伤及无辜,但这些都丝毫无损于他们的伟大。正是因为有他们的存在,才使得那些强权和剥削者如芒在背,小心翼翼的不敢过多触犯人民,被迫让渡利益,被迫改善被压迫者的生活。如果有谁把这几十年来西方世界的进步全部归功于资本主义,把近二十年来中国的进步全部归功于党,那么他或者违心、或者幼稚。

他们有这样那样的缺点,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我依旧深深的热爱他们,深深的受到他们的影响,并被他们所鼓舞、激励。他们无时不刻都在修正着我的灵魂,使我努力朝正确的方向前进,让自己成为更好的人。

在我个人身上,我想切的影响体现得更多。“我怎能在别人的苦难面前转过脸去。”  切的这句名言,是我听到的所有关于同情心和人道主义最质朴也是最美的话语。

激情、勇敢、坚定,对苦难大众的热爱、对社会不公正的愤恨、对物质和权力的警醒、对强权的决不妥协、对自由的追求,切身上的这些品质,都为我所深深向往和极度迷恋。甚至于我一直在认真筹划的毕业后自行车穿越全国的精神流浪,也脱胎于切的南美大陆之旅。

1951年,骑着一辆破旧漏油的老式摩托车,23岁的切和他的朋友亚柏托历时半年完成了穿越南美洲的壮举。在这一过程中,他极大地开阔了眼界,见识了南美大陆的辽阔壮美,也见识了底层民众的淳朴善良和悲苦生活,还有当地统治者和国际资本矿业公司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压榨。太多的不公平让他决定为实现全世界的社会公正而奋斗,把自己的命运交给革命,交给贫苦大众的解放事业。在旅行过程中,切写下了著名的《摩托日记》,在日记的结尾,他这样写道:“写这本日记的人,在他重新踏足阿根廷土地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死了。组织与打磨过这本日记的那个我,早就不再是我;至少现在的我,已不再是过去的那个我了。漫游南美洲对我造成的改变,远远超过我所能预见的。”从那以后,切开始了为实现社会公正而奋斗的职业革命家生涯,直至生命的终点。

萨特这样称赞切————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人。

我还要感谢我的朋友ewine,作为同龄人,他让我感受到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高尚和美好。在他那里,我受到了另一种全新的启蒙,修正了从前的一些偏见,也有了更客观的视角。从他身上,我遥想十九年前那群热情而真诚的青年们的全部风采。

保持客观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们大部分人,尤其是年轻人,往往习惯于先入为主,用已有的理念和思想来判断这个世界,非此即彼,非对即错。然而现实却并不如想象的那般简单,很多时候,看似截然相反、完全对立的两件事物,却往往互相纠结、并最终殊途同归、朝向共同的目标。左和右,是否将如顾准所言,最终走向交叉、合流?中国的命运又将如何,有没有一种全新的第三条道路?

或许,我们更多需要的,是激情过后成熟思考的理性,是不温不火、长期坚持的耐心和毅力,是对缓慢变革、渐进改良的坚持和容忍,是认清现实、承认现实却又不安于现实,在怀揣理想的同时和现实做出妥协的勇气。而这一切,都与犬儒和功利主义者无关,与麻木者和苟且者无关,只有理想主义者,在真正成熟之后,才能够承载这样的重担。“让我们面对现实,让我们忠于理想”,切这样说。

只要左派不是固执的要求回到从前,右派不是五美分党的基地;左派继续坚持对社会公平的追求,右派始终保持对自由和宪政的向往,左右合力,监督掌舵者对国家这艘巨轮的驾驶。那么,无论前路有多难,我想中国还是有希望的。

生命如同一篇诗歌,重要的并不是它有多长,而在于它有多美。

这句话是对这些理想主义者最好的解读。他们都是好孩子,他们死于青春,死于理想,死于他们所钟爱的事业。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他们的灵魂必将高高盘旋于人类精神世界清澈高远的天空,成为我们在黑暗年代中固守希望、固守光明的力量之源,引领我们在坎坷的命运之路上奋然前行。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闪开,让我歌唱格瓦拉!

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